（2）建立行政公诉制度。

紧急状态作为对社会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意指社会秩序已被破坏或正遭受严重威胁的社会无序的非正常状态。【参考文献】{1}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0. {2}杨震．法价值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4. {3}[美]巴里·齐格尔曼，等．微生物简史[M]．武庆洁，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60. {4}Cecil T. Carr, Crisis Legislation in Great Britain, Columbia law Review, XI(1940). 1324. {5}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479. {6}戚建刚．法治国家架构下的行政紧急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5- 80. {7}叶必丰，何琳．行政即时强制界说[J].求实学刊．2000(1).68-73. {8}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04,495. {9}[德]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25. {10}[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81. {11}[日]佐藤功．现代行政法[M]．刘庆林，张光博，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1. {12}[美]P.诺内特，P．赛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一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3. {13}[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M]。

[9]这些条款规定公安民警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当场立刻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强行带离。2．行政强制执行说，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如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对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包括直接、间接强制措施，换言之，行政强制措施就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因此，与一般强制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不同，即时强制具有暂时性和短效性特征，当紧急状态结束，社会秩序恢复时，即时强制也就失去实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见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8]这些条款规定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情况时可以采取包括救助、控制、保障、保护、征用、要求提供服务等应急强制措施。

见范杨：《行政法总论》，邹荣校勘，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197页。这是已被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现代宪法解释形式上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宪法解释以宪法的文字为唯一解释客体的限制，将解释的客体扩展到宪政秩序和宪法价值所要求的各种因素，包括除宪法的文本文字之外的其他方面。

法律实证主义具有实证主义一样的特点，都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辩方式和寻求终极原理的作法，反对法理学家试图辩识和阐释超越现行法律制度之经验现实的法律观的任何企图，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认为只有实在法才是法律，而所谓实在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二、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实质上的区别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前述形式上的区别决定了二者在实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法理学的变革对于法律解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传统法理学影响下所形成的法律解释方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产生了动摇，他们更愿意去采取一些既符合当前社会现实、又能有效解决眼前实际问题的新的解释方法。[28] 自20世纪初社会学法学产生后，法理学的多元化现象促进了法理学自身的更大发展。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根植于多元社会观点之上的法哲学坚持认为，人是一个个体，保护个人的权利是社会的基本任务，[12] 宪法本身就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而产生和存在的，宪法解释者在解释宪法的时候自然就应当以完成这一任务为使命，为此，他们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就必须服务于、从属于这个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任务——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终极关怀。[20] 根据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法律科学的研究对象乃是那些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能确定某些行为合法或非法的规范。

（二）积极性程度上的区别传统宪法解释方法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的区别还在于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程度不同。内部原因则是二十世纪初以来法理学的新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变革。[17]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法律实践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定义模式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是无效的，因此需要发展出更加功能化的解释方法去替代形式主义的定义模式。

解释者认识到人类文字在表达人类思维方面的局限性，法规的语词往往不能完整或准确地反映该法规制定者的意图和目的，当立法者试图用简洁但却一般的术语表达其思想时，那些在过去曾属于整个意图范围中的情形，在当今则几乎被完全切割出去了。[19]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解释者除了对宪法语词概念进行阐释之外，采用更切合实际的、更为功能化的解释方法。[22]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17页。

[33]19世纪的概念法学以概念数学的方法，对法律解释进行逻辑式的操作，甚至认为社会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只须将各种法律概念像数学公式那样演算一番即可导出正确答案。认为不考虑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势，就不可能理解法律。

1．传统法理学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对法律采取一种实证的和客观的态度，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法律解释就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通过辩识法律概念并将它们分解成构成它们的基本成份来阐明法律的概念。[23] 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观点，[24]反映了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向法律实证主义的让步。

因为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仍然受到那些具有终极美学意义的基本价值的约束，这种对真、善、美的终极关怀，会促使解释者斟酌某项决定可能对当事人或人性所造成的各种影响。罗斯科·庞德教授提出，宪法解释的任务之一就是权衡和衡量部分吻合或业已冲突的各种利益，并合理地协调或调节之。[9] 现代宪法解释这种自由的解释方法已经逾越了宪法文字文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受宪法的束缚。[45]根据这种理论，在将具有原则性的抽象宪法条文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进行解释时，由于对抽象宪法条文的解释很可能不止一种，在有多种解释的情况下，解释者必须先选择一种最好的解释，然后再将其用于特定案件之中，以使之能产生更好的结果，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精神和目标。[43]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适用法律者应当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标准去确保其间最重要的利益和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

[32] 在学术界的影响下，释宪者在其宪法解释的实践中逐渐放弃了定义模式解释方法，转而接受学者的主张，采用衡量模式（balancing mode）的解释方法，以至这种方法成为20世纪以来宪法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美国联邦法院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了司法审查的双重标准，放松对经济领域的司法审查，采用基本合理的标准，对立法决定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转而强化了对非经济领域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于关涉基本权利的立法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

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实证主义法学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着的社会对法律所提出的要求，法律社会学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学流派。[19]凯尔森在坚持实在法与自然法二元论的基础上，认为法与正义不同，法指的是实在法，法研究的是实在法的概念。

首先，实施宪法解释职权的释宪机关，作为国家机关之一，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逃脱不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职责和义务，尽可能地保护基本权利不仅是其释宪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其释宪活动的落脚点。1913年德国学者野尔立息在其《法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一书中强调，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利益的认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利益相互交错，法学者必须先对相互冲突的利益予以认识，根据法律的目的加以衡量、决定，才能完成其任务，法律的逻辑不过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而已。

历史解释方法力图从宪法规定时的语境来确定宪法规范的内容，这实际上就是以制宪时的语境来判断制宪者所表达的宪法文字的含义。按照拉德布鲁赫的观点，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像其他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被理解，一个无视人类作品价值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对任何一个法律现象的无视价值的思考也都是不能成立的，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此时的宪法解释已经不再仅仅是对宪法文字文本的解释，解释者不再单纯地充当被动解释者的角色，他们还可以在宪法文字的空隙间从事积极的立法。在法社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规范为解决利益冲突而制定了原则和原理，我们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即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的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

法院特别支持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观点：一个完全否认平等原则的实在法丧失了法律性质。[28]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

[36] 参见[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70页。[38] 现实主义法学家认为，形式化的定义是抽象的，没有固定的真理，它们所具有的任何真理来自于现实中的影响。

[1]本文通过论述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和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区别，剖析导致这些区别的原因，旨在揭示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现代宪法解释方法的法理根源。这些现象反映了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的实质性区别所在，并且这种区别将是以后宪法解释发展的趋势。

现代宪法解释方法不再是僵化的逻辑操作、死扣字眼，不再单纯地、按图索翼似地追寻既有的文字含义。[5] [德]汗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作为一门科学，法学对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这三种因素都应研究。进入专题： 宪法解释方法 。

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可以统称为定义模式的解释方法，由于20世纪初以前的法学受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的影响，宪法解释方法在形式上反映出来的特征就是定义模式（defining mode），[3] 也就是解释者通过对宪法中的词语下定义的方式来阐明宪法条文的含义。20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了社会学法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占重要地位的新兴法学流派，同时，传统的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也对各自的立场进行了修正。

[15] 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现代宪法解释方法区别于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德国学者尼伯代（Hans Carl Nipperdey）认为，由于宪法是其颁布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以，其制定有其历史之背景，但是，宪法之解释必须随时代而进展，不必拘泥于其立宪之看法。[14]195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反映了二战后国家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